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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接下去的几天，张晨不是在中国美院的图书馆，就是在自己湖畔油画馆的库房里，为接下来要拍的《画说》准备资料。

    张晨知道，这个活自己推是推不了了，哪怕就是看在柳成年的面子上，也要帮柳青做好这档节目，也算是间接对柳成年的感谢吧。

    何况，这也是张晨喜欢做的事情，把自己喜爱的油画，介绍给更多的人，让它们走出这间库房，进入更多人的视野，张晨觉得很有意义。

    这间库房是恒温的，一年四季几乎都是一样，哪管外面冬寒夏暑，张晨看着这一库房的画，都有些心疼它们，觉得它们在这里，都快变成娇滴滴的贵族了，而它们，本来不该是这样，它们应该沾满现实的烟火气，它们不该是僵死的，而应该是活泼泼的。

    它们，特别是国立艺专的那批老先生们的画，诞生的时候，是在怎样的一个激情年代。

    比如，这一次张晨挑出来的，朱德群的一幅静物写生，整个画面很简单，就是一张简陋的木头桌子，桌上一个倾倒的篮子，篮子里外，是十几个土豆，张晨觉得，这些土豆，画的比梵高的那些土豆还要厚重。

    吴冠中先生那次到他们油画馆的时候，看到这幅画，他和张晨说，这是在湖南沅陵画的，他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那天，他也画了一幅一样的画，他记得他们那天，有四五个同学一起，画了同样的这样一幅静物。

    开始画的时候，桌上还有这十几个土豆，但等到他们画好的时候，其实桌上一个土豆也没有了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张晨好奇了，问。

    “被林文铮他们拿去，煮了吃了呀，那个时候，大家每天都吃不饱，这么多的土豆，哪里会放过它们。”吴冠中说，“最亏的是我们几个画画的，等我们画好过去，连土豆皮都没有了。”

    吴冠中先生说完大笑，张晨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    吴先生和张晨说，就是这个朱德群，我们一路走，一路宣传抗日，拿刷子沾石灰水，在墙上房子上写标语，这个朱德群，每次都喜欢把标语写到最高头……

    张晨清清楚楚地记得，没错，吴先生说的不上最上面，而是最高头，江苏和安徽很多地方，都是把上面叫做高头，连傅雷先生在翻译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，张晨记得，他无意间也会用上“高头”，比如“柜子的高头”、“墙的最高头”等等。

    张晨问吴先生，朱德群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写到最上面？

    “他个子高啊，朱德群有一米九十多，他说，日本人不都是日本矮子吗，写到高头，日本人就够不到，不能涂掉了。”吴先生说。

    吴先生说到这里，忍不住又笑了起来，张晨似乎现在都还能听到他那种无拘无束的大笑。

    张晨选了十幅画，这样就可以先做十集了，张晨围绕这十幅画，开始收集资料，要上中央电视台，他可不敢信口开河乱说，也不符合他的性格，既然已经答应了，张晨觉得，他就应该把这事做好。

    他们库房里，和画作在一起的，还有很多老先生自己写的回忆文章，还有他们往来的书信。

    张晨他们那个时候，收集这些作品时，那些被人冷落了一辈子的老先生们，很多真的是把他们这里当作了精神的寄托，不仅把自己的画送给或卖给了他们，还把自己文章的手迹，珍藏的老师同学间的信件，也都交给他们保管。

    张晨一篇篇文章、一封封信读着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，浸淫在那时的氛围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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